从当时的历史图景来看，虽然在革命前倡导以万民为主体，取代一君为主体，进而高呼走向共和，[86]但在革命之后并没有建构有效的制度使得人民能够进入公共领域，践行共和。

例如，韩大元、王德志教授考察了我国公民宪法意识的现状和历史演变。4.我国宪法文化建设对宪法宣传教育情况进行报道，本身也是一种宪法宣传。

[62] 周叶中：《中国公民宪法意识的历史性跃升》，载《民主与法制》2022年第45期，第21页。 注释:感谢邢斌文、匿名外审专家等师友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中国已于1954年完成制宪，《人民日报》刊发的宪法制定方面的文章主要涉及我国台湾地区有关政治势力企图非法组织公投制宪，以及讲述新中国制宪史。另一方面，在月份上，一年之中发文量最多的是3月和12月。[23] 例如，徐素田、汪凯：《社会语境变迁下的中国科学家媒介形象研究——基于〈人民日报〉（1949—2019）的语义网络分析》，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20年第11期，第68-74页。

2.立足当代中国自主的宪法话语国外宪法报道虽多，但从表2可见，具体到宪法实施的议题，以及宪法文化维度之下的各议题，讲国外的文章就只占很低比例甚至为零。在宪法宣传教育的方式上，谨提出需处理好的几个关系以供讨论。其一，行为依据法律法规或授权决定而作出，但这些依据比较抽象，其监督功能要靠宪法补强。

第三步，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将通过复核的不予受理决定或拟定的咨询意见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后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名义正式作出答复。三、合宪性咨询的主体范围前文提到，合宪性咨询主体既包括制定和监督法律规范的机关，也包括作出非立法行为的机关。如果它们认为这超出了本机构的能力范畴，就可以提出咨询请求。除此之外，作为一项正式的宪法实施和监督机制，合宪性咨询的程序还应当符合特定规范。

按照中央关于规范性文件有备必审的要求，备案机关应当在备案过程中对法律规范是否符合宪法作出判断。除法律之外，全国人大常委会还可以制定针对特定问题的决定，两者在制定程序和实质内容上存在较大差异。

这要求咨询主体不能单纯出于理论假设或者知识好奇提出咨询请求，而是要说明其职权的行使建立在正确理解宪法的基础之上。2.国务院依据宪法第89条制定行政法规以及作出决定和命令的行为。至于合宪性咨询制度细节的完善以及和其他相关制度的衔接方法，还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进行进一步的探索和调整，以此来推动我国宪法实施与监督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具体而言，咨询请求在形式上应当符合《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的要求。

其一，宪法条款的抽象性使其存在较大解释空间，不同的宪法理解方案均能成立，咨询主体不知该如何选择。其中，后两类行为可以由备案审查机关和各级人民法院独自完成，它们可以直接以本机关的名义提出合宪性咨询请求。至于咨询主体的范围究竟有多大，需要结合我国的法律规范体系和权力运行的现状进行具体分析。结语在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增强宪法自觉，加强宪法实施，履行宪法使命，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23]。

在我国的法律规范体系中，合法性审查可以解决多数法律规范存在的问题，合宪性审查只在必须诉诸宪法的时候才会启动[14]。在此过程中，事后审查机构可能会因为行为主体错误地理解和适用宪法而认定其违宪。

因此，把合宪性咨询和合宪性审查当作同一概念容易引起理解和表述上的混乱。经完善后仍不属于合宪性咨询范畴的，可以建议咨询主体通过其他渠道解决问题，或者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不予受理。

一方面，如前所述，合宪性咨询请求产生于咨询主体开展初始审查的过程之中第一，关于新闻性与常态化。例如，标题含宪法意识14篇、宪法观念4篇、宪法精神41篇（其中38篇指我国），有关文章很早就出现，例如，晨舟《干部要有宪法观念》[1986-10-20（04）]。同不少学者的研究一样，我们对《人民日报》进行文本分析的策略也是以关键词为中心的方法。[7] 《彭真文选》（一九四一——一九九〇年），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5页。[61]为此，建议中央领导同志更多地谋划宪法建设相关工作，亲自出席活动，从而通过宪法在政治生活中的频繁出场，加深公民对宪法的具体认知[62]。

此外，还有一些数量少但有典型意义的刊文值得一提。[68] 参见陈辉：《人民法院依宪法说理的基本属性与适用范围》，载《行政法学研究》2023年第1期，第119-130页。

根据近年来深耕此方法论的黄萃教授的观点，[18]文本分析方法论体系的核心是两个方面共四个维度：其一，研究了什么即研究对象，涉及文本语料的两个维度：形式与内容。韩大元、孟凡壮：《中国社会变迁六十年的公民宪法意识》，载《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2期，第123-142页。

又如，标题含依宪治国或依宪执政20篇，均指我国，以理论文章为主，其中16篇都是在习近平总书记纪念宪法三十周年讲话强调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31] 参见胡锦光：《论设立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意义》，载《政法论丛》2018年第3期，第3-10页。

而且要注意的是，《人民日报》对国外宪法事件的报道特别注重立足中国国家利益和地区和平安宁，揭露相关国家的反动政治势力在宪法建设上的倒行逆施。邓世豹：《当代中国检察官宪法意识的实证分析》，载《岭南学刊》2010年第4期，第71-76页。在宣传教育什么上，《人民日报》首重宪法的政治性和国家性，坚持自主话语体系，宣传宪法建设成就，回应国内宪理争议，关注外国宪制事变。又如，文楠撰写的短评《从冰心授女宪法说开去》[2004-04-21（13）]，从著名文学家冰心在其女当选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后送女儿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事迹引申表达宪法与民主、自由是高度一致的观点。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06页。第二，评论主要包括新闻评论与理论文章。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尊崇宪法[2018-01-20（01）]，《人民日报》在这年三月宪法修正案通过后，开设尊崇宪法 保证宪法实施栏目，报道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以下简称代表委员）的体会观点，并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按该书收录文稿，从2012年12月到2020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一共在5个场合讲到宪法宣传教育问题（详见第14、126、127、205、232页）。

[6] 《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61页。在形式上，《人民日报》采用多体裁、多版面保持宪法标题文章的持续输出，努力讲好中国宪法故事，从而形成了坚持知识普及、理论阐释、观念引导全面发力[66]的宪法宣传教育示范田，为宪法全面实施提供了良好氛围。

[1993-04-04（04）]不过，《人民日报》刊发的国内宪法监督专题报道非常少，提及违宪的报道更是凤毛麟角，这一方面是因为随着宪法教育的深入，上述这类干部任免中的明显违宪情况日趋减少以致不再发生。张春生、秦前红、张翔：《推进合宪性审查 加强宪法实施监督》，载《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4期，第4页。邓联繁：《〈人民日报〉（1949—2009年）中的宪政概念之类型研究》，载王贵松主编《宪政与行政法治评论》第五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5-251页。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一次开学典礼上讲话时引用了邓小平这一观点。

[52] 此事先被《中国法制报》（现《法治日报》）报道。陈昱舟，中南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这其中还有少量的新闻发布会报道，例如《国务院港澳办——中央有权力有责任维护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2020-04-23（06）]。[44]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宪法至上、守法光荣的良好氛围。

按检索词分开统计的结果见表1。常规通讯之外，大通讯灵活运用叙述、议论、抒情等手法，对热点事件、典型人物等进行综合性报道，也称为新闻纪实综述。